我还记得，当时为了制定有关限制堕胎的法典，我们曾力图在立法机关里形成一个联盟。我们提出许多有说服力的论点，并试图以巧言诱哄立法委员会为我们投赞成票。尽管有几个法律议案被接受并予以考虑，没有一个议案被通过或形成法律条文。后来，我们的组织开始联合其他反堕胎组织，这一联合使我们的呼声更具威力，但组织活动还缺少些许控制。
我从不相信使用暴力能实现我们的目标。但我们组织中有人相信，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。他开枪打死了一位正往诊所里走的临床心理医生。我认为这是极其残忍的行为，而这一暴行就发生在我眼前。我忙跑过去帮助那位受伤的心理医生。她抓住我的手臂想站起来，但她紧握的手松开了，她已不省人事。
此后，我再也没参加任何抗议活动。为什么意见相左的人就不能在同一屋檐下和平共处呢？